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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节:现行反革命

  柳侠惠将韩淑芳送回了她住的旅馆,她明天清早五点钟就要坐火车返回省城。他自己回到北京饭店美美地睡了一觉。早上七点半,柳侠惠还躺被窝里就被外面的广播声给吵醒了。大喇叭里传来了一阵阵令人无法忽略的哀乐声。

  他打开了床头的收音机,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沉重的声音。此时广播里播送的是一份《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同胞书》,也就是太祖辞世的卜告。

  “这一天终于来了……”柳侠惠揉了揉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日历,1974年10月21日。他记得在后世太祖是1976年9月9日死的,穿越后这个历史事件提前了差不多两年。

  他起床洗漱好以后马上就接到了外交部黄副部长打来的电话。黄大哥告诫他,让他多加小心,这一次很有可能会出事。具体的原因黄大哥也说不上来,只是提到总理逝世后,江青一伙控制的北京和上海以各种理由限制民间的悼念活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这种限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一次太祖逝世,有人可能会借机搞一些悼念周的活动,如果上面还是强行压制,说不定会来一个总爆发。他还向柳侠惠透露,江青等人几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要开除邓副总理的党籍,遭到了华总理一派的抵制,如今上层的局势极为紧张。

  柳侠惠心想,看来我因为一直住在北京饭店这种地方,已经变得孤陋寡闻了。难怪他几乎没有见到任何发自民间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原来真的是被人给压下去了。周公一直被大多数人包括外国媒体当成是中共党内温和路线的代表,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他这个人是不可能跟太祖有什么不同的政见的。正相反,他是一个极为窝囊的共和国总理。在太祖面前,他总是露出一副恭顺和卑微的面孔。无论太祖说什么,他是绝不会反对的。他似乎整天都在揣摩太祖的心思,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操劳着。

  但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却赢得了全国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们的衷心爱戴,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忍辱负重,一心为了人民谋利益的好官,清官。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清官们的对立面是奸臣和昏君,很多清官是敢于顶撞乃至痛骂昏君的。唉,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滑稽,这么压抑和变态。

  正是因为很多政治上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连说出来的机会都没有,于是人们便会制造各种各样的看起来似是而非的借口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在原来的历史上,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还为此流了血。邓副总理就是因为那次运动被正式撤销了党内外的所有职务。

  柳侠惠没有像往常那样出去跑步,而是呆在房间里沉思,想捋清楚自己现在该做些什么,怎么做,等等。现在的情况跟他后世的记忆有了很大的不同,很多事件都提前发生了,邓公早就被软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如今太祖也提前死了,那么,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还会不会发生呢?

  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嚎啕大哭的声音,不用问是那些正在工作的女服务员们发出的。太祖自从建国以来就被当成了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长达二十五年的造神运动已经让他成了普通民众心目中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领袖,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现在这个永远正确永远健康的大救星居然像普通人一样死了,享年八十岁。对于下层的百姓们来说,这无异于一场巨大的心灵地震。柳侠惠从房间的窗户里往外看,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饭店里住着的那些外宾们,他们的手臂上都戴着一个黑袖章,有的人胸前还别着一朵寄托哀思的小白花。

  不可否认,有很多人是真的为太祖的逝世而悲伤,但是那些表现特别夸张的,那些痛不欲生的人肯定都是别有用心的家伙。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一种恐惧的心理所驱使,觉得中国的天要塌了。

  柳侠惠忽然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烦躁。他去一楼的大厅里找到一名值班的工作人员,说自己想看看这几天的报纸,他的房间里只有《人民日报》。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包括饭店的领导早就跟他混熟了,那名值班人员把他带到了只供干部们使用的阅览室,让他随便看,只是叮嘱他离开时记得关上门。阅览室里除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还有《参考消息》,《文汇报》,再加上几份发行量不大的小报。柳侠惠在阅览室里呆了好几个小时,却什么也没有看进去。这些报纸上登的东西无非是千篇一律的套话,没有多少值得看的内容。

  如今柳侠惠的工作情况在全中国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他过去隶属于外交部,但是工作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工资则一直是由自己所在省份的外事办发放。他从来没有去领过工资,都是外事办派人把工资送到他在省城的家里,交给他妈妈黄玉琴的。

  现在他已经正式调到国务院的总理办公室了,他的境况变得更加神秘了。国务院给他安排了一间小办公室,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有任务时都是华总理亲自打电话或者派专人来才通知他的。

  据妈妈黄玉琴在电话里透露,现在给他送工资的人也换了,不再是省外事办的人了,换成了穿军装的军人。他的月工资达到了惊人的165元,比他爸爸(大学的系主任,相当于文革前的处级干部)的工资都高出不少,据说这还是周总理生前拍板定下来的。在这个年代,一个国营工厂的八级工(最高级别)的月工资才八十多呢(不同的地区略有差异)。

  在饭店的房间里闷了两天,柳侠惠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决定出去走一走。他戴上墨镜,上了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还是像往日一样拥挤,但是比平时要安静一点儿。天安门广场阴雨绵绵,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他打着伞在细雨中漫步,边走边想着后世发生的那些事情。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着名的四五运动,运动是打着纪念周总理的旗号发起的,实际上是各个阶层的人们对太祖自文革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极左政策的最为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他边走边想,现在离清明节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原来的那场运动会不会爆发,何时爆发,都是无法预料的事情。

  他在街上的一家饭馆里吃了午饭,然后无精打采的回到了北京饭店。因为停电了,他只能走楼梯。他住的房间在新建的东楼的第八层上,平时他就不怎么喜欢用电梯,只要没有人,他上下楼都是使用超能在楼梯间飞奔,只需十几秒钟时间。今天却不行了,因为停电的缘故,楼梯上有不少人在用,他只好一层一层的跟在别人后面慢慢地往上走。这个年代即使是在首都北京,停电停水也是常事。不过,跟其他城市和农村比起来情况要好一些。

  这一路上来,他遇见了好几个熟识的饭店女服务员,他发现她们看他的眼神似乎有些不对劲儿。来到自己的房间外面,他正要拿钥匙开门,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了一位三十来岁的女服务员。她叫王月华,他跟她很熟,平时他管她叫王姐。王姐显然是刚刚打扫完隔壁的房间,看见他时她的身子明显地颤动了一下,似乎想避开他。

  “王姐,你好啊。”他面带笑容地跟她打招呼,决定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啊,您好,柳首长。您回来了?”她对他的态度也变了,平时她是称他为侠哥的。

  “王姐,不是说好了吗?不要叫我首长,叫我小柳或者小侠就好,叫侠哥也行。”

  他打开房门,邀请王姐进去坐一会儿,见她犹豫,便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拉进了门。他倒了一杯热茶,递给她道:“王姐,这茶是华总理送的,很不错。你喝一口试试,看怎么样?”

  王姐拘谨地喝了一口,道:“谢谢侠哥,这茶很香。”

  王月华家里是附近郊县的农民,因为长得比较漂亮,十八岁就被选中做了北京饭店的女服务员,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了。跟别的姐妹们不一样,她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有了两个孩子,都住在乡下。她每天一大早就骑自行车赶来上班,需要骑一个半钟头。

  “王姐,有件事情我要向你打听一下。”柳侠惠直接了当地问道:“我刚才上楼时,遇见好几个平时熟悉的女同志,她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侠哥,你……你一点儿也不知道许静的事吗?”

  “许静?许静是谁?”

  “许静就是小许啊。她平时也是负责咱们这一层的卫生,你白天出去后她就进入你的房间里清扫。”

  “小许,原来是她啊!她前些天还问我要《青春之歌》的电影票呢。她出什么事了?”

  “原来你真不知道啊。我说呢,侠哥肯定不是那种人。”见柳侠惠一脸的不解,她接着道:“小许她前天晚上在附近的公园里与一个相识的小伙子乱搞男女关系,被附近执勤的民兵抓住了。因为主席刚逝世,全国都在禁止娱乐活动,她这么做有可能会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至少也会被我们饭店开除。她这一辈子算是完了。”

  “啊???”

  柳侠惠大吃一惊。他知道重要的国家领导人逝世后一般要停止一两天的娱乐活动,这是这个年代的惯例。可是他没有充分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这一次是太祖逝世,太祖虽然不是皇帝,但是比起皇帝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时候乱搞男女关系,用古时候的话说就是大不敬,肇事者是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的!未婚男女在公园里发生肉体关系,一般会被认定是流氓行为。在这个时候,单纯的流氓行为的罪名不够用了,可能会上升到现行反革命,变成十恶不赦的罪犯了。这种思维,无论多么荒谬,却是真实的,也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可是,他还有一事不明。

  “那大家为什么要对我另眼相看呢?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小许暗地里喜欢你,这在我们饭店的女同志当中是公开的秘密。前些天她找你不是为了跟你要电影票,而是想请你去看电影,为此还被姐妹们笑话了两天。出了这件事后,有谣传说……说你已经睡了她,然后又把她甩了。于是她自暴自弃,这才发生了公园里的事情……”

  “我的天哪!”柳侠惠心想:原来是我把小许给害了。不管我知不知情,这件事都和我有关了。他想起了前两天他跟韩淑芳在那家国营饭店的储藏室和厨房里乱搞,他们都是国家的高级干部,那情节更为恶劣。要是赶上太祖逝世,又被民兵逮住,名声扫地不用说,肯定够得上现行反革命这条罪名的。

  送走王姐后,柳侠惠开始思考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对那个小许的了解不多,只觉得她长像清秀,一看就是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姑娘。刚才王姐还证实,小许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没想到她竟然暗恋自己,还引发了这么轰动的事情。按理说,他可以不理不睬,那些关于他的谣言过几天也许就不攻自破了。即便有人想趁机抹黑他,若抓不到真凭实据,也是徒劳的。但是他内心深处却对小许怀着一种深深的同情,这让他很不安,觉得应该为小许做些什么。他决定去找饭店的领导谈一谈。饭店负责管理这些女服务员的人姓吴,是一位秃顶的中年人,饭店革委会的副主任,平时见了面吴副主任都恭敬地称他为柳首长。

  吴副主任在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柳侠惠。他对柳侠惠的来访好像并没有觉得太吃惊。他开门见山地说:他已经听到那个谣言了,但是他知道柳首长和服务员小许不会有什么关系。他还亲自问过小许,她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请首长放心,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了传播谣言的人,这种事情以后绝不会再发生了。”

  他还说,革委会已经对小许的行为做出了处理决定:她被开除公职,遣返回郊县的老家许家集去了。我们北京饭店是接待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和外宾们的重要单位,对职工的要求极为严格。以前有人犯的错误比小许的要轻得多,也逃不脱被开除的处罚。

  柳侠惠问道:“我听说小许还会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是这样吗?这么做对一个年轻姑娘,是不是太严厉了?她还不到20岁,她的一生也许就这么被毁掉了。”

  吴副主任答道:“我们革委会开会时是有同志这么提议过,但是还没有定下来,要等下一次开会时再做最后的决定。现在既然柳首长出面为她说情,我一定在会上向同志们传达,争取说服他们不再对小许做出进一步的处罚决定。”

  这个年代的人要是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那就会被革命群众抓去批斗,甚至会被绑起来游街示众。这种人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几乎不会有翻身的机会。柳侠惠向吴副主任表达了他的谢意,然后告辞出来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里。可是他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件事。年轻人尝试性行为,应该是做人的基本权利。可是在中国,特别是在这个扭曲了年代,任何个人权利都是可以被剥夺被践踏的。如今正赶上了太祖逝世,小许的行为即使够不上现行反革命,也足以让她戴上女流氓和坏分子这两顶帽子了。柳侠惠担心她因为一时想不开而轻生,决定去她家乡一趟,最好是能当面开导开导她。至于他自己的名声,他倒是不怎么在乎。

  跟王姐打听了一下许家集的大致方向后(王姐她也没有去过),他就骑着自行车上路了。自行车是他在北京买的。他平时执行任务时喜欢骑自行车,因为这比乘坐其他车辆要自由多了,而且凭他的超能,速度上也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路不熟,他花了大约半个钟头才赶到许家集,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村庄。此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大部分的村民(公社社员)还在地里劳动。村子里稀稀拉拉的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

  他打听到了许静的家,远远地就听见她家里传出来女人哭泣的声音。他加快了脚步,走上前敲门。开门的是许静的父亲,他是个普通农民,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皮肤也很粗糙,手里拿着一个烟袋,一看就是干农活的把式。哭声是许静的母亲发出的,他们一家显然因为这件事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三天前,许静还是光荣的国营饭店的职工,全家人的骄傲,是被村里的其他姑娘们羡慕嫉妒的人。没想她昨天竟然披头散发地被单位保卫科的两名干部押送回村了,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跑到她家看热闹。

  那个和她乱搞的小伙子也是同一个村的,比她还小一岁,过去一年来一直在追求她,不过是单相思。不知发生了什么,他们俩人还是走到了一起。据说他们天黑后从一处断墙进入北京饭店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在那发生了关系。可能是因为经验不够,弄得声音大了一点,被外面经过的民兵巡逻队听到了。民兵们冲进公园,将他们扑倒在地,五花大绑起来。许静的衣服裤子被撕破了,大腿和半个乳房都裸露在外面。她说自己是北京饭店的职工,后来单位接到了民兵的负责人打来的电话,派人来把她领了回去。那个小伙子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被绑在一根柱子上,一群精力旺盛的男女民兵们用皮带抽打他。他被揍得鼻青脸肿,连去接他的家人都认不出他来了。

  许静被押送回家后,那个小伙子家的七大姑八大姨们都来她家门口叫骂,说她是狐狸精,破鞋,祸害了他们家的好孩子。许静羞愤交加,觉得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意思了,她趁人不注意,抄起一把剪刀就往自己的心窝里扎去。幸亏她弟弟反应快,拼命地抱住姐姐的胳膊大喊救命,她妈妈闻声赶来夺走了剪刀。她害怕女儿再寻短见,就和她爸爸一起将她按倒在床上,用一根绳子绑了起来。

  柳侠惠来到她家时,她还被绑在屋子里呢。柳侠惠对她爸爸说,自己和许静是朋友,在一个单位工作,听说她出事了,特地前来看望她。她爸爸打量了他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将他让进家门。许静还被绑着,身子卷缩在一张床上。她一见柳侠惠,脸马上红了,赶紧把头转过去,不想让他看见她的这个样子。她妈抹着眼泪解释说:女儿昨天想寻死,不得不把她绑起来。她躺在那里快一整天了,喂饭她不吃,连水也不喝,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柳侠惠说,他想给许静松绑,然后再和她单独谈谈。他说他可以保证她的安全。许静的父母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拉着她弟弟去隔壁房间了。许静的弟弟才12岁,手上缠着带血的纱布。那是昨天他阻止姐姐自杀时被剪刀划伤的。

  柳侠惠把捆绑许静的绳子解开了,将她扶起来坐好,并给她倒了一碗水。他决定采用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方法来开导她。

  “小许,我很理解你。你可能还在伤心和痛苦之中,但是你必须尽快摆脱这些,这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爱你疼你的家人。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做错什么。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喜欢跟谁睡,什么时候睡,都是你自己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许静唯一可指责的,也许是选择的地点不对。在公园里搞男女关系,不管周围有没有人,都逃不脱伤风败俗的嫌疑,他故意没有提这个。即便是伤风败俗,也不能凭此毁了一个年轻姑娘的一生啊。

  许静还没有从柳侠惠来访的惊诧中回过神来。自从那天晚上被一群愤怒的男女民兵当场抓获后,她就被强烈的耻辱感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想到自己作的孽让亲爱的父母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不但会影响自己一辈子,甚至会影响到弟弟的前途,她就觉得还不如死了的好。

  柳侠惠的这番话简直是闻所未闻,让她既吃惊又害怕,同时心里也被一阵莫名的温暖占据了。那天柳侠惠‘拒绝’了她之后,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她的自尊也跟着降到了最低点。来自姐妹们的嘲笑更是让她觉得无地自容,虽然她们并没有多少恶意。她急于证明自己对男人是有吸引力的,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她跟同村的那个男孩走进了那个小公园。那是她的第一次,虽然很痛,但是她咬牙挺过去了,后来居然还达到了性高潮。自始至终,她都觉得压在她身上的不是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家男孩,而是英俊潇洒,充满自信,同时又温柔多情的柳侠惠同志。

  许静的父母在隔壁的房间里等了大约两个小时,直到听见柳同志叫他们过去。他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女儿的精神好多了,不但洗了脸梳了头,还换上了她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放在桌子上的饭菜也都吃完了。柳侠惠走过来向他们告辞,说他已经把他们的女儿开导好了,应该不会再出事了。他还说,依她现在的情况,应该离开本地去外地呆一两年。他答应为她在南方找一份工作,虽然不如北京饭店的工作那么稳定,但是保证能让她挣到双倍或者更多的钱。

  许静的爸爸妈妈听了,激动得要给他下跪磕头,被他拦住了。第二天清早许静就背着自己的行李卷一个人离开了家乡,她兜里的路费还是柳侠惠昨天留给她的。她妈妈问她要去什么地方,她答道:“去昨天来的柳同志的家乡。柳同志他不是我的同事,他是一位大首长,同时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要为他好好地工作,报答他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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